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我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一串浙江嘉兴的号码在午夜格外扎眼，我几乎是弹坐起来的，干我们这一行，深夜响铃往往意味着急事。接通后，那边传来一个女声，带着哭腔和沙哑,“是小杨老师吗？我需要跨省转运……我妈妈前天做完眼底手术，现在眼睛突然疼得厉害，医生说感染了，这边处理不了，得马上转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您能帮帮我吗？”
我一边安抚她，一边飞速在脑海里铺开流程。眼部术后感染不能拖，每一分钟都关系到视力能否保住。我没有犹豫，套上外套，抓起提前备好的应急背包就出了门。三月的夜风还带着寒峭，我边走边拨出第一通电话，联系有过长期合作的救护车团队，确认是否可以立刻派出带呼吸机和监护设备的跨省转运车辆。等那头给了肯定答复，我马上又拨给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用我从医多年积攒下来的沟通方式，言简意赅地说明病情,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视网膜脱离术后第三天，疑似眼内炎，需要紧急转往眼科，请求启动绿色通道。
救护车从上海出发需要时间，我嘱咐家属赶紧办理离院手续，把病历、检查报告、CT片子和所有用药记录都带齐，又让她打开手机视频，指导她观察患者瞳孔对光反应和眼球充血程度。画面里，阿姨半靠在病床上，右眼被纱布覆盖，脸侧有泪渍，痛苦地皱着眉，嘴里喃喃说“看不见、看不见了”。我的心猛地一紧，嘴上却稳稳地说,“别怕，我们马上过来，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很棒，您只要保持安静的半卧位，尽量别转眼球。”
车子在高速上飞驰，我和司机师傅核对路线，同时继续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值班医生陈主任保持微信联系。陈主任只说了一句话,“眼内炎就是跟时间赛跑，到了直接送手术室。”这句话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我用笔在手背上快速写下几个关键点,患者青霉素过敏史、血压偏高、近期使用过华法林-这些信息必须在交接时一字不差地传递给医护。凌晨四点半，我们抵达嘉兴那家医院楼下，我和急救员抬着担架进了病房，我一边帮着固定颈托、连接监护，一边用目光扫过床头的输液卡，确认没输注过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姨听见动静，颤声问,“是要去上海了吗？”我俯下身轻声说,“对，我们跨省转运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那里的医生在等着，您只管闭眼休息。”
返程途中，我坐在阿姨的担架旁，一手扶着她的头防止晃动，一手举着手机拍下监护仪上的血压和血氧数据，实时传给陈主任。阿姨一度因为紧张血压飙升，我握着她的手，说些家常话分散注意力，问起她孙女读几年级、爱吃什么水果。慢慢的，她的身体不那么僵硬了。车窗外的天从浓黑变成青灰，高速路牌上的“上海”字样越来越近，我的心跳也跟着加速。这种紧急跨省转运像一场接力，我不能让接力棒掉在自己手上。
当第一缕晨光照进第一人民医院
清晨六点十分，我们的车拐进武进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门前已经站着穿绿色手术服的护士和陈主任。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我甚至来不及喘口气，快速把手中整理好的病历本、检查报告、转运记录单递过去，同时口述,“张秀兰，55岁，青霉素过敏，右眼玻切术后三天，今晨突发剧痛伴视力急降，眼压22mmHg，血压165/95，窦性心律，途中曾呕吐一次，已禁食禁水，血氧稳定。”陈主任边听边俯身检查，手电光一闪之间，他果断说,“怀疑急性眼内炎，直接进手术室吧，我带你们过去。”
我被允许跟随到手术室门口，眼看着那扇自动门关上，才终于靠在墙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女儿蹲在走廊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哭，我蹲下去拍拍她的背,“来得及的，陈主任是全国有名的眼底专家，你妈妈送到这里就安全了。”她抬起红肿的眼睛问我,“小杨老师，如果没有你这趟跨省转运，我妈妈是不是就……”我没有让她说完，只是递上纸巾，把声音放得很轻,“现在我们可以一起等好消息。”
在等待中完成一次温柔的托举
手术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我趁着这段时间，帮家属补办了挂号、住院手续，又在医院周边找到一家可以接纳患者术后休养的短租房。我始终认为，不止是把人送到医院，更是帮着把慌乱的生活重新理顺。九点刚过，手术室的门开了，陈主任摘下口罩说,“眼内炎症控制住了，抽了房水和玻璃体做培养，晶体保住了，视力会慢慢恢复。”那一刻，女儿抹着泪对我连声说谢谢，我只是笑了笑，心里却涌上一股不常有的酸涩。
后来我坐在医院一楼的长椅上，翻看手机里阿姨术前发来的微信语音，那是她刚做完手术时怀着希望的声音。想起这一夜奔波的跨省转运，想起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通道那盏亮着的灯，我忽然清晰感受到自己这份工作的重量。我们鸿益顺接过的每一次求助，往往都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专业和温度把那段最黑暗的路程缩短、再缩短。窗外已是车水马龙，阳光落在住院部大楼的蓝玻璃上，折射出软软的光，我拿出记事本，在那页末尾写道,3月12日，嘉兴至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跨省转运成功，患者视力有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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