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接到王阿姨电话时，她的声音像绷紧的弦。医生已经开了住院单，说是眼底需要尽快手术，可她在住院部窗口排了四十多分钟，只等到一句“暂时没床位，回去等通知”。王阿姨一个人在窗口前站了很久，不知道接下来该把手里那叠单据交给谁，也不知道要等几天，更不知道等到之后又该办哪些手续。她给我发来住院单的照片时，我能看见指节把纸边都捏出了细密的褶子。
“小杨，我一个人真弄不动了，眼睛又看不清，万一错过通知，手术是不是就耽搁了？”我让她别急，收拾好身份证和医保卡，我半小时后就到第一人民医院门口接她。挂掉电话，我换上陪诊马甲，把备用充电宝、便签本和几颗独立包装的薄荷糖塞进包里-陪诊这三年，我知道紧张的时候一颗糖比很多话都管用。
在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见到王阿姨时，她坐在靠墙的金属椅上，手里攥着住院单，脚边一个小布包。我蹲下来跟她平视，先看了看住院单上的信息,眼科，拟行玻璃体切割手术，主治医生已经签好字。问题出在床位-眼科病区正值换季高峰期，走廊加床都满了。我没有急着去窗口再问，而是先带王阿姨到一楼咖啡吧坐下，给她一杯温水，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住院部眼科病区的内部协调电话。这是我平时做第一人民医院时积累下来的习惯,先跟病区护士长沟通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再确认当天是否有预出院患者，而不是一味在窗口等叫号。
电话那头，护士长查了系统，说下午有一位患者正在办理出院，但床位整理需要两个小时左右。“来得及，”我一边道谢一边记下床位号，然后带着王阿姨去住院收费处预缴押金。窗口前面的队伍很长，我让王阿姨坐在旁边休息区，自己站在队伍里，提前把住院单、医保卡、身份证按顺序排好。轮到我们时，我把材料递进去，又用便签纸写了一行字贴在住院单右上角,“眼病患者视力不佳，请帮忙核对较大字号回执。”收费处的小姑娘看了一眼，特意把押金收据上的床位号数字用记号笔描大了一圈，王阿姨接过去时终于露出一点笑意,“这么清楚，连我都能看清了。”
把一张空床变成能住进去的“窝”
办完押金，病区那边果然传来消息,床位已腾出，可以上来办入区手续。我提着王阿姨的小布包，陪她坐电梯上眼科病区。进病区前，我先在护士站找到责任护士，说明王阿姨视力不好、没有家属陪同，希望在入院宣教时多交代几句床头呼叫器的位置和卫生间防滑事项。护士很配合，还专门在床头贴了一张醒目的黄色防跌倒标识。这时候住院协助的重要一步才真正开始-不是把人送进病房就结束，而是要确保患者进去之后能安心。我帮王阿姨把病号服领好，又带她去开水间和配餐室走了一圈，每到一个地方就让她摸一摸墙壁上的扶手，记住哪里转弯、哪里是门框。她说,“你不带我来，我可能连水都不敢出来倒。”
回到病房，我开始帮王阿姨铺床和整理住院物资。床头柜里要放纸巾、湿巾、漱口水，抽屉里备上小包装的坚果和独立包装的饼干-空腹抽血后可以垫一垫。我还从包里掏出两个折叠衣架，把替换衣服挂进柜子。旁边床的家属阿姨看着说,“小姑娘，你这是来陪家人住院啊？”我笑笑说,“我是，专门做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协助的，帮独自来看病的患者把住院手续打理通顺。”王阿姨坐在床边，眼眶微微发红，拍了拍我的手背,“要是没有你，我可能就在大厅里坐到天黑了。”
手术前的安心与一碗温热的粥
一切安顿好之后，离病房统一订餐时间还差半小时。我看王阿姨中午没好好吃饭，就下楼去医院后街买了一份山药小米粥和一只白煮蛋，用保温袋装着提上来。她捧着粥碗慢慢喝的时候，我把明天的检查流程写在便利贴上,凌晨抽血、八点半做角膜地形图、十点医生查房签字，每项后面都标注了大致时间和注意事项。然后我帮她设好手机闹钟，把床头铃的按钮移至她伸手就能够到的枕头边。临走前，我跟护士站又确认了一遍家属签字可以术后补签，并把我的名片留给护士长，万一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会第一时间赶到。
走出第一人民医院时，住院楼灯火通明，我回头看了一眼王阿姨病房的窗户，窗帘拉得严实，只透出一点暖黄色的光。我想，住院协助从来不只是跑腿排队，它是在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替她把那些冰冷的流程焐热。就像我在鸿益顺这三年里一直相信的，每一张住院单背后都应该有双手稳稳托住，而不是让它飘在陌生走廊的风里。
返回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就医服务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