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四十分，手机在床头柜上剧烈震动起来。我迷迷糊糊摸到电话，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安徽号码。接通后，那头传来一个女人急促哽咽的声音,“小杨老师，我丈夫刚做完心脏支架，县医院的大夫说情况不稳定，让我们马上转到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去，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我一下子清醒了，翻身坐起，一边轻声安抚她，一边快速套上外套。窗外夜色浓得像墨，楼下的路灯晕着淡淡的光圈，我意识到，今晚注定无眠。作为，这样的深夜来电并不少见，但每一次都揪着心。
电话里的妻子告诉我，丈夫姓徐，53岁，当天傍晚突发胸痛，送到县医院确诊急性心梗，紧急做了介入手术放入两枚支架。可术后血压一直偏低，心率也不太稳，当地医生担心再灌注损伤和支架内血栓风险，建议尽快转往更有条件的胸痛中心。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的心内科，因为以前有老乡在那治过病，知道那里技术可靠。但从安徽县城到上海市区，将近四百公里，夜里怎么走、救护车能不能跨省转运、到了医院找谁，他们毫无头绪。
深夜来电，紧急协调跨省转运
我深吸一口气，立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流程。跨省转运需要配备长途监护型救护车，必须带呼吸机、除颤仪、心电监护和氧气，还得有一名随车医生。我一边跟家属要患者的身份证号、病历摘要和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一边拨通了几家常合作的救护车公司电话。前两家都说夜里出长途车人手不够，第三家总算答应调度一辆刚回站的监护车，但需要加派随车医生，大概四十分钟后才能出发。我掐着时间让他们尽快，同时叮嘱家属留在病房不要动，把病历、身份证、医保卡和简单的换洗衣物带上，再用拍立得把监护仪显示的数据拍给我，以备路上参考。
挂了电话，我马上通过内部渠道联系上海第十人民医院急诊胸痛中心的值班医生。电话转接两次后，那头传来沉稳的男声,“这里是十院胸痛中心，请问转诊什么情况？”我简明扼要地报了患者年龄、手术方式、当前血压心率和当地医院的顾虑，并将早前让家属拍来的监护屏照片通过微信发了过去。值班医生快速评估后说,“可以接，直接走急诊绿色通道，我这边通知心内科总值班和CCU备床，你让救护车到急诊落客区时再给我打个电话。”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又一次确认救护车的定位，看到它在绕城高速上亮着蓝灯飞驰，才披上衣服出了门，往约定好的高速出口赶去。
千里驰骋，一路守护生命之光
凌晨三点十分，我在一处加油站旁和救护车会合。随车的是张医生，一个有十几年急诊经验的老师傅，他话不多，但一上车就熟练地调试起除颤仪和微量泵。我们一同赶到县医院时，天色还黑沉沉的，病房走廊里安静得只剩家属焦急踱步的声音。徐先生躺在病床上，脸色灰白，额头上沁着一层细汗，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急促而规律。我快速核对完病历资料，和当地护士交接好静脉通路、血管活性药的泵速，又帮家属把随身物品拎上车。
随着车门关闭，跨省转运正式开始。车厢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和轮胎碾压路面的沙沙响。张医生全程盯着监护屏，我坐在徐先生脚边，每隔十分钟轻声唤醒他确认意识，同时用手机和十院急诊保持动态联络。车子上了高速后，忽然颠簸了一下，监护仪上心率猛地跳到120多，血压往下掉了一点，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张医生迅速检查后判断是体位变动引起的，调整了多巴胺泵速，几分钟后指标慢慢稳住。我这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
徐先生的妻子一路上紧紧攥着丈夫的手，我递给她一瓶温水，她红着眼眶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帮忙，我真不知道咋熬过去。”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告诉她十院那边的医生已经在等了，一切都会好。
天蒙蒙亮时，我们终于驶入上海市区，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汇集，好在救护车闪着灯一路顺畅。早晨六点二十，救护车稳稳停在第十人民医院急诊楼前。我提前联系的值班医生和心内科总住院已经推着平车等在入口，患者被迅速接入抢救室，紧接着做了床旁心超、心电图和急查血。心内科主任亲自过来说,“转得及时，指标虽有不稳，但还在可控范围内，马上收入CCU调整抗栓方案。”听到这句话，家属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连声说着谢谢。
我帮他们办理了住院手续，又去缴费窗口垫付了急诊费用，把后续的医保报销流程一项项写在便签上，塞进家属的包里。等一切安顿好，已是上午八点。我站在CCU门口的走廊里，透过玻璃看到徐先生已经安稳地睡着，监护波形平稳有力，才终于松弛下来。
这次经历让我更加体会到，我在鸿益顺做陪诊师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跑腿和挂号，而是在生死时速的关头，为一个个家庭托住那一份希望。从县医院到上海十院的那一夜，我守护的不只是心电曲线，更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跨省转运的路很长，但爱与陪伴比路更长。
返回第十人民医院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