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十一点多，南通医院肾内科的走廊灯白得刺眼。值班医生把我和我妈叫到护士站旁边，语气很平，但我听得后背发凉。我爸躺在病床上，血肌酐六百八，尿量少得可怜。医生说，本地条件有限，建议尽快转去上海长海医院肾内科，找谢秉钧医生。我手里攥着手机，额头都是汗，不知道先联系救护车还是先挂号。
我妈一直问我，到了上海能住进去吗。我说不知道。她眼睛红红的，嘴上没再说话。我表姐半夜接了我电话，她之前在上海看过病，推给我一个跑腿的联系方式，说对方能办，也能帮忙处理转院和挂号的事情。我拨过去的时候，声音有点抖。对方让我先发化验单和身份证照片，说马上看。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回过来一条信息，说可以安排跨省转运，天亮前从南通出发。
救护车到楼下时是凌晨四点多。发动机声很低，担架抬上车，我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我爸的病历和几件换洗衣服。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跑，我脑子空空的。车子上了高速以后，打来电话，说已经在长海医院急诊门口等我们。那个声音很稳，没有多余的话。到了医院，天刚蒙蒙亮，风特别冷。陪诊师接过我们的材料，先跑去急诊登记，又带着我妈去办入院前的手续。办这些事的时候，我爸在急诊观察室里躺着，我站在门口，腿有点软。
真正让我松一口气的，是第二天上午。陪诊师发来一张截图，告诉我长海医院谢秉钧专家已经挂上了，周三下午的号，排在前面。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长海医院谢秉钧专家代挂号，反反复复确认了三遍。我爸在旁边问我怎么样，我点点头，说挂上了。他闭了闭眼，没再说话。
诊室外的长椅
周三中午我们早早就到了。长海医院门诊楼里人来人往，消毒水的味道很冲。肾内科诊区在楼上，我爸坐不住，站一会儿又坐一会儿。陪诊师帮我们取到号，又去分诊台问了叫号顺序。等到电子屏上跳出名字时，我扶着我爸往里走。谢秉钧医生看起来比照片上瘦一些，白大褂很干净。他没急着说话，先翻我们带去的厚厚一叠化验单，一张一张看，用笔轻轻划了几个数据。他问我爸最近血压多少，尿量有没有变化，脚踝肿不肿。我爸回答得慢，谢医生也不催。后来他说，肾功能损伤到这个程度，不能再拖了，需要尽快安排住院做血液净化评估。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听到住院两个字，我脑子又嗡了一下。谢医生转头对旁边的学生交代了几句，然后看着我，说不要急，病区会安排好。我张了张嘴，只说了声谢谢。出了诊室，我妈靠在墙上，眼泪一下子掉下来。陪诊师没多问，拿着住院通知单就往住院部跑。
住院手续办得并不顺。窗口排队的人多，系统里医保备案卡了一下，需要补一张转诊证明照片。陪诊师让我别慌，打电话联系南通的医院，又去楼下打印店把材料补齐。我在七楼病区门口等着，手机电量只剩百分之八。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陪诊师回来了，手里多了一叠纸，床位牌、押金单、陪护证都在里面。他蹲在墙边，把每一张单子按顺序叠好，用笔在便签纸上写下几点，几点去护理站报到，几点去抽血，几点去血透中心。那张便签纸后来一直贴在我爸床头。
药房和夜里的电话
住院第三天，医生调整了用药方案。有一种口服药需要去门诊药房单独取，不在病区药房。我本来想自己去，可那天下午要做检查，实在走不开。陪诊师说，他去跑。他拿着谢医生开的处方单，先去门诊大厅的窗口排队，取完药又送到七楼。药袋上用黑笔写了用法，一天两次，一次半片。我问他怎么知道剂量，他说取药时特意跟药师核对过。那个药后来吃了两周，我爸的尿量慢慢多了起来。
住院期间，谢医生查房时又碰到过两次。他每次都会问晚上睡得好不好，脚还肿不肿。有一次他让我爸把脚伸出来，用指头按了按脚背，说水肿消退了不少。护士在旁边记，我站在床尾听着。那些话很细，但我爸听完明显安心。鸿益顺的陪诊师偶尔也会发消息问情况，不催不推销，像老熟人一样。
出院那天是周五，天气转暖。我拿着出院小结去一楼盖章，陪诊师又跑了一趟药房，把出院带药取齐，还帮我们把药分成两袋，一袋放我爸随身包，一袋放进后备箱。他嘱咐我到家后把药盒和出院小结拍给他，如果有缺漏，他再跑一趟。
我爸坐在车后排，忽然说，这趟来上海，总算是找对人了。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后视镜里，长海医院的门牌越来越小，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下去半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