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童打完第一针干扰素之后当晚高烧到三十九度二-全身肌肉酸痛像被卡车碾了一遍。他老婆急得要叫救护车，他拦住了说医生说过会这样-这是药在帮我激活免疫系统。第二天早上烧退了，他去上班，同事说你脸色怎么跟喝了一夜酒似的。他就嘿嘿笑了一声没说话。他知道自己正在赌-用一年的流感样副反应去换取一个彻底摆脱肝炎病毒的机会。
初到公卫中心碰运气
我第一次见到老童是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肝病科的门诊大厅，他捏着挂号条在走廊里来回踱步，额头上挂着汗珠。那天是七月初，外面三十八度，他身上的短袖衬衫湿了一半。作为鸿益顺的，我上前表明身份，他稍稍放松了些，说自己吃了八年的恩替卡韦，DNA早就测不到了，但表面抗原一直卡在三百多，降不下来。科里的医生说可以试试长效干扰素，有希望把表面抗原打掉，他拿不定主意。
我带他走进诊室，秦主任看了眼化验单，指着表面抗原那一栏说,“三百多，是个好时机。干扰素能把体内的免疫系统唤醒，和你吃了八年的核苷药打配合，表面抗原很有可能转阴。”老童眼神亮了，但又追问副作用。秦主任没瞒着，说第一针反应最重，像重感冒，后面会轻一些，可能有白细胞下降、注射部位红肿。老童搓了搓手，问我,“小杨，你说值不值？”我还没搭话，他自己先笑了,“八年都吃了，还差这一年？”
干扰素让他又爱又恨
他在医院打了第一针，护士把针头扎进肚皮脂肪层，推药的时候他嘶嘶吸了口气。当天夜里，他就烧到三十九度二，关节像被针扎，翻身都困难。他老婆拿湿毛巾敷他额头，一边敷一边掉眼泪。老童却硬撑着说,“发烧说明药在干活，病毒在死。”第二天体温退到三十七度五，他穿上工装就去单位了。同事看着他蜡黄的脸色打趣，他笑着说空调吹的感冒。那天他其实走路还有点飘，但硬是撑到下班。
每周一针，他固定在周六晚上打，因为这样可以把最难受的发烧和酸痛留到周日，不影响上班。注射部位的红肿硬结从黄豆大变成一元硬币那么大，皮肤发烫，他拿保鲜膜包着热毛巾敷。我见过他肚皮上的印记，像一张高低不平的地图。第三个月，复查结果出来了-表面抗原从三百多骤降到十几。他在公卫中心检验科门口的椅子上坐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拨了十几个电话，打给老婆、兄弟、表姐，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降了！真的降了！”他声音抖得像刚跑完八百米。
那之后他变得特别积极主动，每次来医院都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保温杯装着红枣水，还有退热贴和体温计。抽血的时候他跟护士开玩笑,“您尽管扎，我这血管脾气好。”秦主任看他白细胞掉到2.8，给开了升白细胞的药，他按时吃，一次没落。有一次他问我,“小杨，要是转阴了，我是不是就彻底好了？”我说那就叫临床治愈，乙肝这个病从此算翻篇了。他听完，把拳头攥了又松，眼睛看向窗外，好一会儿没再说话。
第48周的那次采血，他记得特别清楚，是个周五的上午。秦主任打开电脑，盯着屏幕看了三秒，转过头对他说,“HBsAg转阴了。”老童先是一愣，接着往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把压了八年的石头从胸口搬开了。他摘下眼镜擦了好几下，然后嘿嘿笑了两声，说,“下礼拜我请你们吃饭，秦主任，小杨，都来。”那天他走出诊室时脚步轻得像换了个人，嘴上念叨,“值了，这一年没白熬。”
如今老童的化验单上，表面抗原那一栏写着“阴性”，他依然半年回来复查一次，但身份已经从患者转成随访者。偶尔在公卫中心走廊碰见他，他会远远举起手里的单子冲我晃一晃，那笑容明亮得有点晃眼睛。有人问他打干扰素那段日子是不是很难，他说,“就像跑了一年马拉松，终点是脱帽的，跑完回头一看，每一步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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